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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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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5•13学生运动” 有/没有马共领导的争论【之一】与【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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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为庆祝15周年(2001—2016)纪念,在2016年9月上旬发表了最近5年(2011—2016)工作报告(华、巫、英3种语文),并在9月25日在新山举办一场主题为“认清斗争敌友,埋葬巫统霸权”的论坛。

Saturday, 22 July 2017

以"发展权"为核心,重构人权话语体系

    以"发展权"为核心,
重构人权话语体系

作者 / 来源:常 健 / 《求是》杂志(中国)


 [<人民之友>编者按语] 马来西亚由于我国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绝大部分人权工作者都以西方人权思想、理论为圭臬,始终陷于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人权话语体系的局限。本文是中国人权学者(中国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常健最近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简明扼要阐述另一种将“发展权”作为人权话语体系的核心的见解和论说,值得我国人权工作者研读、参考,从而更好地推动我国民主人权运动的发展。

以下是刊载于中国《求是》杂志的那篇文章的核心要点和全文内容——

核心要点:

■ 人权话语权之争,不仅涉及个别权利及其表述方式,而且在更深层次上涉及人权话语体系。在现实的人权话语体系中,各项人权之间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存在着“核心—支持”的结构关系,即有些人权居于人权话语体系的核心地位,有些人权居于支持性地位。当代人权话语正呈现出将发展权置于更为核心地位的显著变化。

■ 西方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人权话语体系的历史局限性,使其正在丧失推进各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原动力,国际人权事业亟需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和人权实践的经验教训来突破自由主义人权话语体系的局限,重新构建能够促进人权真正得以实现的新的人权话语体系。

■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提出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人权”,将实现发展权置于人权事业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基于理论和现实的双重考虑。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对“抽象自由”进行了全面批判,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这为确立发展权在人权话语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现实中,中国有13亿多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把发展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通过保障发展权促进其他各项人权的实现。

■ 将发展权作为人权话语体系的核心,是对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西方主流人权话语体系的超越。但这种超越不是对后者的简单抛弃,而是包含着批判与继承双重维度的扬弃。以发展权为核心重构人权话语体系,并没有抛弃原有人权话语体系中的各项人权,只是将发展权提升至人权体系的核心地位,并将个人自由权利作为实现发展权的支持性权利。这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也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意愿。

■ 人权理论和话语体系需要随着人权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以发展权为核心重构人权话语体系,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权实践的发展实际,突破了西方主流人权话语体系的历史局限,将会拓展人权理解的视野,促进全球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全文内容:

人权话语权之争,不仅涉及个别权利及其表述方式,而且在更深层次上涉及人权话语体系。在现实的人权话语体系中,各项人权之间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存在着“核心—支持”的结构关系,即有些人权居于人权话语体系的核心地位,有些人权居于支持性地位。当代人权话语正呈现出将发展权置于更为核心地位的显著变化。

一、以自由权为核心的人权话语体系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西方主流人权话语体系的最重要特征,是将个人自由权利作为核心权利,而将其他各项人权作为对个人自由权利的支持性权利。西方近代启蒙时期,霍布斯和洛克等人从自然法理论出发,将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作为不可放弃的主要自然权利。作为近代西方人权思想的奠基者,启蒙思想家将个人自由权利视为主要人权的主张,直接影响了其后两百多年的人权话语体系,如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都将人权主要表述为个人的自由权利及与自由相关的权利。

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人权的需求也在发展,这使得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人权话语体系先后经历了三次扩展,但始终将个人自由权利作为人权话语体系的核心。它将自由作为人的本质和尊严;将各项个人自由权利作为人权的核心内容,而将其他人权作为保障个人自由权利得以实现的支持性权利;将保障个人自由权利作为人权保护的核心维度,将尊重和保护人权作为公共机关保障人权的核心义务;将保障个人自由权利作为合理限制其他人权的根据,只能够用自由权利限制自由权利;将对个人自由权利的尊重和保护状况作为评价人权状况的核心标准,而将其他人权的实现状况只作为第二层次评价内容。

近代西方是在反抗封建专制的背景下提出人权主张的,这种人权话语体系曾经发挥了积极的进步作用。但随着时代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种人权话语体系正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并在现实中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 首先,它导致人权保障措施限于法律意义上的自由权保障,政府更偏向承担消极的“尊重”义务和事后的“保护”义务,缺少更加积极的措施为人的发展创造适宜条件,从而导致弱势群体实际无法真正享有自由。例如,美国虽然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却不采取积极措施消除贫困,贫困人口居高不下。

  • 其次,它导致对个人自由权利缺乏必要的限制,使个人自由权利与其他人权和公共利益之间难以协调。如美国政府虽然在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各项个人权利方面采取了相对比较严格的措施,但对于造成每年数万人死亡的枪支泛滥问题却束手无策。

  • 再次,西方国家以这种人权话语体系来评判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状况,总是以在个人自由权利保障方面没有达到西方国家的要求为由否定一些国家在促进人权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

  • 最后,当发展中国家按照这套人权话语体系的要求以保障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来推进人权事业时,其实际效果往往由于缺乏必要的发展条件而无法实现初衷,不少国家还因弱势群体无法实现自身生活的改善而出现严重的社会动荡。
由此可见,西方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人权话语体系的历史局限性,使其正在丧失推进各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原动力,国际人权事业亟需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和人权实践的经验教训来突破自由主义人权话语体系的局限,重新构建能够促进人权真正得以实现的新的人权话语体系。

二、发展权的提出及其话语地位的提升

发展权自提出以来,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197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权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人权”。1986年12月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发展权利宣言》,对发展权作出更具体的规定,指出:“人是发展的主体,因此,人应成为发展权利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创造有利于各国人民和个人发展的条件是国家的主要责任”,要求各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实现发展权利”。2000年9月8日联合国大会第55届会议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将发展权的实现置于重要位置。宣言指出:“我们决心使每一个人实现发展权,并使全人类免于匮乏。”“不得剥夺任何个人和任何国家得益于发展的权利。”2015年9月,联合国通过《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实现人的发展权确定了更明确的宗旨和更具体的目标。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提出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人权,将实现发展权置于人权事业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基于理论和现实的双重考虑。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对“抽象自由”进行了全面批判,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这为确立发展权在人权话语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现实中,中国有13亿多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把发展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通过保障发展权促进其他各项人权的实现。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提升各项人权的保障水平打下了坚实物质基础;提出科学发展观,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达成作出杰出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又提出新发展理念,通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使发展可持续,使发展成果公平分享,并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各国共享发展权的实现。从实践结果来看,中国以发展权为核心的人权发展战略成功地推进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全面发展,对于确立发展权在人权话语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三、将发展权作为人权话语体系核心的理论内涵

将发展权置于人权话语体系的核心地位,具体包括以下要求 ——

  • 第一,将人的发展作为人的本质和尊严的核心体现。人的本质不在于消极自由,而在于具有自我发展的潜能;实现这种潜能,体现了人的尊严和独特价值。为人的发展提供实现条件,构成了人权的本质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发展权所保障的并不只是一项人权,而是涉及到对人权最核心、最本质的整体性保障。

  • 第二,将发展权作为其他各项人权的最终目的,其他人权的保障为实现发展权提供条件或途径。包括生命权、基本生活水准权利、健康权利等权利在内的生存权,为实现发展权提供主体条件;教育权为实现发展权发掘潜能和培育能力;工作权利及政治、社会和文化参与权利为实现发展权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实现提供路径;各项公民权利为实现发展权提供必要的自由;政治权利为平等享有发展权提供政治保障;社会保障权利体现了公平分享发展成果的发展权要求;环境权利保障发展权享有的代际公平,等等。

  • 第三,将发展权作为核心权利,要求国家所履行的保障人权的义务不能仅仅限于尊重和保护人权,而应当更加重视创造条件积极促进人权实现。

  • 第四,将发展权作为核心权利,要求将促进发展权的实现作为其他各项人权限度的依据,并作为处理人权间冲突的指导原则。当发展权与其他人权发生冲突时,将保障发展权置于优先位置;当其他各项人权发生冲突时,将有利发展权实现的解决方案作为优先选择。

  • 第五,将发展权作为核心权利,要求将发展权的实现状况作为评价人权实现状况的核心标准,用发展权的实现作为确定国家人权状况性质和人权发展水平的核心依据。
需要指出的是,将发展权作为人权话语体系的核心,是对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西方主流人权话语体系的超越。但这种超越不是对后者的简单抛弃,而是包含着批判与继承双重维度的扬弃。以发展权为核心重构人权话语体系,并没有抛弃原有人权话语体系中的各项人权,只是将发展权提升至人权体系的核心地位,并将个人自由权利作为实现发展权的支持性权利。这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也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意愿。

四、将发展权作为人权话语体系核心具有重要意义

以发展权为核心重构人权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理论上,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 首先,它可以更好地解释生存权的地位。生存权是实现发展权的重要前提条件,是促进发展权实现的支持性权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仍然要坚持以发展权为核心的人权发展战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其次,它可以更好地解释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之间的关系。发展权既是集体人权,又是个人人权。没有个人的发展,就没有集体的发展;而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实现更充分的发展。二者关系的理想状态,正是马克思所描绘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 再次,它可以更清晰地说明人权与相应义务的关系。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应当成为所有其他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对其他人的自由发展以及人民发展的阻碍就成为个人权利的限度。

  • 最后,它可以为合理处理人权与其他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提供指导原则。发展需要社会条件的保障,包括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道德等。它们是发展权的实现条件,而不是对发展权的单纯限制。以发展权为人权核心,就能够更好地解释人权与其他公共利益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关系,而不会将它们简单地对立起来。
从现实意义来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 第一,中国正是坚持了以发展权为核心的人权发展战略,才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保障的双重进步。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减少了七亿多农村贫困人口,就是对发展权的积极保障。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成就,都是在为实现中国人民的发展权创造条件和提供实现方式。

  • 第二,它有助于扭转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人权舞台上饱受西方攻击的被动局面,揭示在人权问题上西方不仅存在政治上的偏见,而且在理论上也是狭隘的,并以此为依据回击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无理指责。

  • 第三,它有助于凝聚发展中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共识,形成共同的人权话语。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不同的发展背景,面对不同的人权问题。构建以发展权为核心的人权话语体系,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明确适合自身国情的人权发展方向和道路,在人权事业发展上相互理解、相互促进。
人权理论和话语体系需要随着人权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以发展权为核心重构人权话语体系,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权实践的发展实际,突破了西方主流人权话语体系的历史局限,将会拓展人权理解的视野,促进全球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Friday, 21 July 2017

漫画里的美国1%和99%

漫画里的美国1%和99% 

作者 / 来源:巨龙 / 漫画看世界、察网(中国)

2011年开始的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
99%怒占华尔街,1%说:我们已经占领了华尔街。
——这张漫画取自网络,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中国现在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人均资源,要比美国少得多,因此如果我们的社会,要是形成美国那样的阶层结构,问题会比美国更严重。美国1% VS 99%的对立,因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其间教训,不可不察。因此,这些关于1%和99%的漫画,也值得我们思索,而不是仅仅用来讽刺美国状况。

美国当年占领华尔街的人群,喊出的口号,“我们都是99%”,虽然最终被警察驱散。但是毫无疑问,这个占领运动向美国社会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话题——财富的贫富悬殊。

华尔街的金融精英,已经架空了美国,赚钱是自己的,而出事是纳税人来买单,或者是全世界都要为他们买单。

贫富悬殊的背后,意味着社会公正的缺失,意味着阶层的固化,很容易激发社会的动荡。

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经过去了5年多,而美国的大公司依然故我,仍然在肆无忌惮地逃税避税,美国的劳工阶层,已经不再有占领华尔街的激情和冲动,而是在为争取15美元的最低薪酬在斗争。

中国现在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人均资源,要比美国少得多,因此如果我们的社会,要是形成美国那样的阶层结构,问题会比美国更严重。

美国1% VS 99%的对立,因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其间教训,不可不察。因此,这些关于1%和99%的漫画,也值得我们思索,而不是仅仅用来讽刺美国状况。

漫画[1]:

美国金融机构:我们是太大而不能倒……所以,99%是不能顾的了。

漫画[2]:

阶层的分化,从娃娃开始。

1%的孩子,和99%的孩子,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长大以后,多半也是继续自己父辈的阶层地位。

漫画中说道:“我打赌,这不是美国梦的一部分……”  (Dream一般引申美国梦)

漫画[3]:

不是革命性的街头运动,没有枪杆子支持的运动,镇压也就是早晚的事情。

占领华尔街运动,没有伟大领袖人物指挥,没有先进的思想指导,没有军队的支持,虽然代表了大部分的中低阶层,但是其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

漫画[4]: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做出无辜的样子。

1%的人质问:“你们为什么要恨我??我们无冤无仇的……”

装无辜呢?还是真的不知道。也许美国式教育体系之下,他们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漫画[5]:

超级富裕阶层,还有大公司,还在疯狂地利用避税天堂的海外公司,把大量的现金流,存放到海外。

这就导致美国政府从这些大公司和富人身上,只能收获很少的税款。而这些大公司,又把大量的就业,移到海外。

美国成了这些公司名义上总部的注册地,美国强大的军力和国势,给这些公司提供了保护,而这些大公司和富人缴纳的税,甚至税率比普通人还低得多。

漫画[6]:

漫画左边的夫妻,说自己是养家糊口的99%:要还贷,没有健康保障,有孩子,银行破产,家庭失败…….

中间的政客说:我竞选的费用,99%的钱,都来自那1%的富裕阶层。

右边的标语:这就是为什么,99%的人,无法改变命运。因为政客,都被有钱人收买了。

一副漫画,什么民主,阶层分化,金钱政治,劳工阶层,社会问题,都有了……

漫画[7]:

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社会冲突,该怎么办?

答案如此残酷: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打破玻璃,拿出枪支……

美国政府就是这么做的,指望街头运动获得社会地位,还是好好读读《毛泽东思想》吧。

漫画[8]:

当然,一般情况下,以美国社会资源的丰富,美元国际地位的稳固,阶层对立,并不会导致不可收拾的后果,加上美国警察的辣椒水和步枪,99%最终还得认命。

漫画已经说明了一切,至少99%的人,还有扛扛包的工作机会……

(巨龙,察网专栏作家。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漫画看世界”)

Sunday, 16 July 2017

李显龙“3步臭棋”致使新加坡 从"导师型国家"沦为"大国弃妇"

李显龙“3步臭棋”致使新加坡
 从"导师型国家"沦为"大国弃妇"

作者/来源:唐亮/ 中华网军事 /传送门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点击以下视频链接可聆听本文的华语播读——

新加坡在坠落,明显的信号就是失去中美的宠爱和重视。当特朗普宣布退出TPP时,不屑于征求新加坡的意见,而小李子与安倍在东京喊出“TPP关系美国在亚洲的信誉”,更是被白宫的新主人当成耳旁风。更搞笑的是,在汉堡峰会上,美方还将小李子错认为印尼总统。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这都是对新加坡的羞辱。最深刻的轻蔑,就是无视。新加坡的角色转换固然与国际格局的变化和新力量的崛起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其自身昧于形势,过度自信。


为希拉里站台,公开支持民主党

曾几何时,在“大李”光耀先生的带领下,小李子也是风光无限,从克林顿、小布什到奥巴马,都要给其三分面子。在老狼的带领下,小狼也找到了当狼王的感觉。可新加坡的“国父”在2015年离世之时,恐怕都不会想到美国的民粹暗流涌动,会选出特朗普这么一个总统。小李子作为精英中的精英,自然会按照其父制定的方向前进,逃脱不了这种惯性。小李子狂热支持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与TPP,因此不惜在美国大选时为希拉里站台,公开支持民主党,押上了所有赌注。这是其下出的第一步“臭棋”。最后,希拉里和建制派的最终失利,严重打击了小李子的心理,使其进退失据。

为李家王朝安排“第三代”接班人

一个月以前,小李子的弟弟和妹妹“窝里反”,这是第二步为外界所知的“臭棋”。以往,大家从法治新闻里一般都能看到某些家族由于争房产而闹得不可开交,现在新加坡的第一家族居然也上演这一幕。问题是,三兄妹没有缺钱的,都是富豪,这就证明争房产只是表象,背后肯定有重大的利益纠纷,也不排除有外部因素在其中起作用。总而言之,闹得满城风雨,小李子还不得不公开发表讲话并道歉,而小李子寄予厚望的接班人小小李子被迫宣布放弃接班。直到前几天,这个纠纷才告一段路,兄弟姐妹之间暂时“和解”。连自家门户都不能搞定的人,如何能够领导一个强敌环伺的城邦国家?!


学老爸套路,小国依旧搞大国外交

诚然,小李子面对的是一个“100年来最大的变局”。“美国优先”当道,白宫干脆免去了李氏家族“亚太政策顾问”的隐形导师头衔。比起他的父亲“大李”光耀先生,小李子很难说是一个合格的船长和舵手。在前几天结束的汉堡峰会上,小李子大谈特谈“小国实用主义”,具体来说就是根据美国白宫主人的变换而调整政策,当东亚大国影响力不断扩大时思考如何继续发展关系。总之,要用动态的思维来看待世界的变化。他还自诩看透了现实得失,既能保障自身利益,又能谋求一定的国际地位:“得承认新加坡是个小国,但并不意味着要向命运低头,还是能够为世界作出贡献。”从这番表态可以判断,小李在境界上就与其父差了不是一星半点,这是第三步“臭棋”。


从“导师性国家”沦为“大国的弃妇”

新加坡是个小国谁都知道,可如果说透就显得妄自菲薄。在2010年之前,提到新加坡,谁会认为它“小”?由于新加坡能够准确判断和影响国际格局,地球村的成员都认为其“小身材有大智慧”。连奥巴马都坦承“欣赏光耀-李的智慧”、“他是了不起的战略家”、“对亚太再平衡战略有很大启发”、“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巨人”。可以说,彼时的新加坡是能够影响超级大国政策走向的智慧型国家和导师型国家。

而今,失去光芒的新加坡似乎被打回了侏儒的原形,开始扮演“联合国环球治理组织”(即3G集团,由30个中小国家组成)的带头人,貌似也能与大国领袖平起平坐,侃侃而谈。可看看小李子的神情就知道,连他自己都心虚。新加坡正在进入一个陌生的时代:不再是中美等大国的“座上宾”、诤友乃至导师,甚至同时得罪了中美,其座位由台上搬到了台下,与一些混吃混喝的国家并列。大池塘里的那条关键小鱼,最终甘愿当小池塘里的平庸大鱼。失去美国宠爱的新加坡已经是个“弃妇”,正在寻找接盘侠,可这个3G集团明摆着是一盘散沙。小李子努力将新加坡逐渐塑造为“小国的领袖”,而放弃扮演“大国的平等伙伴”,其实质与孩子王无异。新加坡正在失去清晰的面孔,变得模糊不清和捉摸不透。

新加坡外交演出台下已经没有了观众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新加坡曾经的辉煌建立这样一个基础之上:超级大国风头正劲,地区大国的影响力仅限于东亚,怯生生进入国际大家庭。新加坡既可以充当“西方文明的引导者”,又称为“东亚大国指导员”,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可当美国人对自身的发展前途都犹疑不决,东亚大国对自身独特道路产生强烈自信之时,新加坡的位置就很尴尬。小李子依然坚守“坚决表态、绝不低调”的对外政策,但台下已经没有了观众。

新加坡当然有退路,但暂时却找不到接盘侠。作为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发达国家,只要愿意,它还是能够恢复繁荣。问题在于它已经自认是“城里人”,不屑于染上“乡土气”。譬如好不容易重新启动的“讲华语运动”,连标语中都出现错别字。新加坡意识到保持双语优势的重要性,可那种自傲且自大的心理一时半会儿却很难转弯。新加坡自认是西方集团中的重要一员,可如今却找不到组织。

新加坡正像一只驶入迷雾之中的小艇

既无法取信于崛起中的大国,又被“美国优先”所抛弃,新加坡陷入两面不讨好的境地。老李曾说过“我不会让不够格的家庭成员担任要职,这对新加坡来说是个灾难”,还说过“哪怕我已入土,要是我觉得新加坡有什么不妥,我也会站起来。”如今,前者一语成谶,后者异想天开。新加坡像一只随波逐流的小艇,正在驶入迷雾之中。

Monday, 10 July 2017

李家纷争真能私下和解吗? 李总理应让法庭证明清白!

李家纷争真能私下和解吗?
李总理应让法庭证明清白!

原标题:李家纷争真能私下和解吗?

作者/ 来源:黄伟光 / 作者(个人)部落格

[插图和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上图为引发李家纷争的李光耀故居(欧思礼路38号)
小图为纷争主角(左起):李显龙、李玮玲、李显扬

[《人民之友》编者按语]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主流媒体在报道或引述李玮玲、李显扬7月6日联合声明时,大都侧重或强调他们两人“有意与大哥私下和解”。本文作者黄伟光,他是新加坡人,却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李玮玲李显扬没有真正的“让步”,也没有放弃原先的“立场”;李显龙面对李玮玲李显扬的指控,应该“风风火火闯法庭”,要有勇气在法庭上证明自己清白。

作者或许表达了长期生活在“法治社会”的新加坡人民的合理愿望和正当要求,且看李家纷争如何发展?如何了结?

以下是黄伟光7月8日张贴在其部落格的全文内容——

日前,李显扬和李玮玲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哥哥李显龙总理在7月4日表明私下解决纷争的意愿,并表示只要他们和父亲的意愿不被攻击或扭曲,他们将停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更多证据。看来,李家纷争似乎出现了转机,有望停火和解。

当然,最高兴的莫过于围绕在李显龙身边的部长们,心想你们李家的家事儿无缘无故的把我们拖下水当打手,现在总算松了一口气,天下太平喽!副总理张志贤马上发表声明表示,与大多数国人一样,他欢迎这个正面的发展。 希望大家能携手合作,把精力投入在让新加坡向前迈进的事务上。

李玮玲、李显扬真有“让步”吗?

然而,李家纷争真的能实现停火和解吗?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首先,李家三兄妹都继承了父亲性格的遗传基因,即好胜、不妥协、不让步。李显扬和李玮玲的联合声明说穿了只不过是一种政治手腕,这是说给不明就里的国人听的,顺便把球丢给李显龙罢了,他们真有让步吗?没有!

李显扬和李玮玲在提出私下和解的同时分别在各自的Facebook专页上,就欧思礼路38号纷争,发布了一份长达七页的联合声明,声明中指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在国会表达看法。 李显龙总理的政党基本上在国会里掌控大部分议席,议员根本无法有效地向总理提问。没有独立调查员搜集证据,没有同其他证人面谈,或发传票要求交出政府的记录。就如他们之前所指出的,国会并不是调查这类事件的合适平台。在国会上,很多议员都在重复李显龙总理对于李光耀遗嘱和对他们的攻击,这证明了,李显龙的下属受制于他,不能公正地对他们的上司做出评断。

李玮玲、李显扬放弃“立场“了吗?

李显扬和李玮玲也认为,在社交媒体进一步发布更多证据,只会模糊事实,并让政府机构面对为李总理找借口的压力,如果有真正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来查核证据,欢迎委员们来提问。他们也认为,无需再向目前的委员会做进一步的陈述,目前,只要他们和他们父亲的意愿不再被攻击或扭曲,他们会停止在社交媒体上提出更多证据,他们不希望看见新加坡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公开争执。最终,政府和新加坡人民必须决定,是否以及要如何让李显龙对事件负责。

据说他们过后还附上条件,就是要求李显龙取消国会辩论、解散部长委员会,以及不回应他们的指控。哈哈哈!这样的声明这样的条件可能达成和解吗?

李显龙无法答应其弟妹任何一项要求

果不其然,远在德国出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的李显龙总理马上迫不及待地回应,他对弟妹要求他取消国会辩论、解散部长委员会,以及不回应他们的指控的这些条件,他任何一项都无法答应,他认为那么做既不恰当也不负责任。 李显龙当然不会同意啦!如果他同意的话,那不是说明他之前所说的全是谎言,之前所做的全在演戏。在这样谁都不让步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达成和解的,说句不好听的,他们李家不过是在玩弄政治手腕,既不说出实情又不敢上法庭面对考验,只是把球踢来踢去,把国人当傻瓜罢了。

李玮玲、李显扬有一句话耐人寻味

通过这次的事件我们不难看出,李显扬和李玮玲绝对不是孤军作战,以他们雄厚的财力,背后肯定有一个强大的律师团或智囊团在协助他们,而且还表现得十分出色。从一开始他们把李家纷争将国人拖下水对付李显龙,搞得李显龙手忙脚乱就已经领先第一回合了。现在又附和李显龙不经意提的和解建议,同意和解,向国人证明他们不愿新加坡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公开争执,这样的以退为进把球踢给李显龙,牵着李显龙鼻子走的手法,明显的又领先了第二回合。李显扬和李玮玲是绝对输得起的,他们也绝对有足够的财力与哥哥周旋到底,别忘了他们可能还有杀手锏,他们的这句话“只要我们和我们父亲的意愿不再被攻击或扭曲,我们会停止在社交媒体上提出更多证据。”确实耐人寻味,什么是“更多证据”?

李显龙”输不起“,不敢面对现实

反观李显龙这一边,虽然有强大的精英部长做后盾,但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公务员或军人出身,忠于老板和上司的指令执行公务,比较缺乏创意思维,加上李显龙没有也不可能对他们说出实情,所以无法给老板提出好的策略,这可从李显龙一开始就手忙脚乱无所适从的应对手法看出端倪。我前文有提到,正因为有所顾忌,李显龙在处理与弟妹的纷争这件事上,患得患失,不敢面对现实,频频耍政治手腕小动作,如发表没有旁证的宣誓声明,接着劳民伤财的要求国会议员们花两天宝贵的时间听他自说自话、声泪俱下的发表部长声明,下来又搞放弃国会特权重述国会演讲的把戏。如我所说,就算李显龙哭着喊着对天发誓说自己是清白的,头脑清醒的国人都会在脑子里画上大大的问号。其实,说到完,李显龙是输不起,他不可能拿自己崇高的地位、权力和全世界最高的总理薪金做赌注,所以,除非他有高人指点找到万全对策,否则他还是不会上法庭面对法官的检证的。

李显龙应该让法庭证明自己清白

老实说,李光耀故居的拆留问题并不难解决,现在球在李显龙这里,只有两个选择。要嘛就作出让步,同意拆除房子,解散部长委员会,当然,李显龙绝对不会做这样的选择。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坏人做到底,在国会里通过把欧思礼路38号列为古迹,政府强行征用并保留李光耀的故居不就完事儿了吗?

我还是坚持我前文(《人民之友》编者注:这是指作者7月5日张贴在其部落格的另一篇题为《 李家纷争说明会》的文章)的看法,李家的纷争最恰当的解决地方就是法庭,李总理如果坚信自己在这起事件中没有不对的行为,就应该当机立断的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无需患得患失、婆婆妈妈、拖拖拉拉的搞政治手腕小动作。家事方面可以入稟法院质疑李光耀遗嘱的合法性,证明弟妹撒谎,还自己一个清白。国事方面,李显龙更应该就弟妹对自己的滥权指控提出告诉,给全体国人和国际社会一个交代。所以,我认为李显龙总理不应该再犹豫了,该出手时就出手哇,风风火火闯法院哇!哈哈哈!



Saturday, 8 July 2017

李光耀遗嘱:新加坡笑话 (漫画 / 填词)

李光耀遗嘱:新加坡笑话

(漫画 / 填词)

作者/来源:(作者姓名未详) / 网络社交媒体




[<人民之友>编者按语] 近日,新马人民在网络社交媒体中,除了流传着以上漫画,还流传着一首<虞美人>填词。一画一词,颇具调侃讽刺韵味,转载于此,以资共赏,并选贴两张跟作品主题有关照片作为附件,以供参考——


“几多愁”——昏君版

豪门内斗何时了?内幕知多少?小国皇亲自相残,故园不堪回首怨恨中!三八故园应犹在,只是遗嘱改,昏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两行泪水国会流。




上图为李光耀和他遗留的故居。下图为昔日的李光耀家庭写照。


Thursday, 6 July 2017

部长委员会无权裁定遗嘱有效性,法庭才是解决遗嘱纠纷正确平台! ——李玮玲李显扬 联合声明全文

部长委员会无权裁定遗嘱有效性,
法庭才是解决遗嘱纠纷正确平台!

——李玮玲李显扬 联合声明全文

作者 / 来源:李玮玲、李显扬 / 早报数码联合早报
[插图与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纷争的重点是这座曾属于已故总理李光耀的宅邸。李玮玲和李显扬(左下小图)在这次的联合声明中,最后说:这项纷争如何收场,要由新加坡政府和人民决定。

李玮玲、李显扬2017年7月6日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我们爱新加坡。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父亲用尽一生建设新加坡,为这个国家付出。我们希望新加坡获得最好的。要信守他的价值观,就要尊重他和他的精神遗产。

这封信为2017年6月14日以来发生的事件提供背景,并回应前几天国会上出现的一些说法。

遗嘱宣读当天,显龙与我们发生争执

2015年4月12日,在我们父亲的遗嘱宣读当天,显龙与我们发生争执。他隔天要在国会上表明我们的父亲已改变主意,没有拆除欧思礼路38号故居的必要。我们自然无法同意,因为那不是真的。他也因玮玲能毫不受约束地继续住在故居而生气。他向我们大喊,并威逼我们。这让我们走上不归路。他自此没有再与我们说话。

不久后,显龙写信告诉我们,他聘请了一名律师(黄鲁胜)处理,还问我们的律师是谁。这让我们目瞪口呆。我们是手足,一起讨论父亲的故居,却得各自聘请律师。不久后,显龙停止与我们直接沟通。在我们父亲逝世后的首个农历新年团圆饭,我们的哥哥邀请了所有亲戚,除了我们。

我们在过去两年尝试通过各种中间调解人与他对话。我们在2017年6月14日发表声明不久后私下尝试和解,但却碰壁。因此,对于显龙在2017年7月4日声明表示希望和我们私下处理争执,我们欢迎。我们期待与他在没有律师或政府机构介入的情况下洽谈。

6月14日公开声明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在2017年6月14日发表的公开声明中,我们写道李显龙反对我们父亲李光耀拆除故居的意愿,滥用作为总理的权力,并且利用国家机关追求自己的个人目标。当时,一些新加坡人对这些指责表示怀疑——这些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新加坡?

自那以后,你们已见证所有三项指责的证据。李显龙称他回避参与,但却对由自己的部长组成的一个秘密委员会作广泛建议。他寻求挑战李光耀拆除欧思礼路38号故居的意愿,并且在宣誓声明中宣称李光耀在不知道内容的情况下执行遗嘱。显龙的公开声明与私人声明自相矛盾。显龙以总理的身份获取文件,并把它们用在自己的私人法律纠纷上。他滥用总理公署权力追求他的一己私欲。(我们也发表另一份文件简要总结至今的证据。)

在国会上,你已看到李总理和何晶曾有保存、翻新和搬进父亲故居以继承政治资本的意愿。李光耀签署翻新计划不意味着他接受故居应该被保存。显龙误导李光耀(与全家人)让他们认为故居必将列为国家古迹。(我们已出示多封电邮证明这点,这些电邮可在附上的总结中找到。)

有后备方案应对不代表一个人希望或接受某种情况发生。若有人说:“如果我的书本着火,请联络我的保险公司”,他并非因此接受书本应该被烧。

在此之上,你已看到国家机关急于协助李显龙的一幕。受严格管制的新加坡媒体不停地做出不客观的报道。部长们急于对事情“负责”,这些事情明显是在显龙指示下进行,目的就是不愿承认我们父亲的遗嘱。政府机构在三更半夜介入,为总理和何晶找借口。

李显龙是双面人。他在公共场合表现为一名行事光明磊落的儿子,寻求家中和谐。私底下,他用公权和他的下属暗中破坏李光耀的遗愿,攻击那些发声的人。

我们是普通公民,寻求履行父亲遗愿

我们是没有政治野心的普通公民。的确,我们不是政治人物,没有一个庞大的媒体宣传团队帮我们撰稿。我们无法不经过滤地使用主流媒体,也不善于用社交媒体。我们一路上犯了很多错误,请原谅我们。

我们只求尊重父亲李光耀在公开场合、书信、录制访谈和具法律约束力的最终遗嘱中反复表达的拆屋意愿。我们父亲的遗嘱在显龙的敦促下已由法院确立。我们希望新加坡能有这份心,尊重李光耀的遗愿。我们要表明,我们从来没有,现在也不要求获得任何特权或特殊待遇。我们需要遵循适当的程序,而不是一个攻击遗愿和遗嘱的秘密委员会。旧屋不是庙堂,我们的父亲也不是神。

我们得学会过没有他的日子。寻求履行父亲遗愿的过程中,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代价远超出任何一份房产的金钱价值。显龙一边假装尊重我们父母的遗愿,另一边却利用公器违逆他们,这是不对的。

我们爱着新加坡,也只求国家在一个有诚信、尊重法治的政府带领下繁荣昌盛。如果有个中立、公正的场合让我们私下化解分歧,我们不会把这起纠纷公开。试想,如果你是你父亲遗嘱的执行人,但你的哥哥却用他的职权来挑战父亲这份具法律效力的遗嘱,损害父亲的遗愿,你会闷不吭声吗?

如果我们父亲还在世,他肯定会对当前的局面感到愤怒。他的遗愿再清楚不过——他要拆除旧屋,因为他知道这对新加坡是对的事。他不要新加坡人对他搞个人崇拜。我们的母亲也不要陌生人侵入他们的家。他们的愿望与对新加坡最有利的做法一致。我们必须超越李光耀的遗留下来的物品,展望新加坡的未来。

最近的国会辩论完全证明我们所说的

我们提供了部分证据,但受到敌视和否定。最近的国会辩论提出的疑问比得到的答复还多。我们没有办法在国会提呈我们的观点,所以除了通过这封信作出回复别无选择。

李总理的政党控制国会里几乎所有的议席,所以要议员们有效问责总理是不可能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独立调查员去搜集证据、盘问其他人证,或传召政府本身的记录。如我们之前所提,国会并不是调查这类事件的适当场所。

国会辩论中,很多议员附和李显龙对李光耀遗嘱和我们的攻击。这完全证明我们所说的,即显龙的下属受制于他,无法公正地审判他们的上司。

当然,我们认同政府在法律上有权有违背李光耀遗愿将故居列为古迹。但李显龙逾越了这个界限。他试图重写关于李光耀对拆屋的立场的历史,不可思议地声称李光耀不可动摇的愿望动摇了。显龙的最终目标是保存旧屋,同时假扮尊重李光耀。

看来此时如果再通过社交媒体公开更多证据只会混淆事实,迫使政府机构为李总理找借口。如果有一个真正独立的调查团检视证据,欢迎他们向我们索要这些证据。说到底,要不要李显龙如实表述,必需由新加坡人民来决定。

部长委员会怎么可以“重新审视”遗嘱?

2015年12月,李光耀遗嘱执行人与李显龙达至和解协议。根据协议,李显龙确认李光耀的最终遗嘱,并特意认同最终遗嘱里的拆屋条款。李显龙也答应回避所有有关故居的政府决策。李光耀的三个孩子公开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李光耀拆屋的意愿。李显龙署名这份和解协议,就代表他接受李光耀的最终遗嘱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最终文件。

我们当时相信这是个好的结局,所以2016年黄循财告知新加坡内阁成立委员会研究李光耀对故居的想法的时候感到惊讶。李显龙违反了自己在协议中所做的中立承诺以及自己表示过的“回避”,向这个委员会作出大量的陈述。

李显龙意图通过部长委员会秘密攻击我们父亲遗嘱的第七条款,此事昭然若揭。他试图通过这么做来损害我们父亲拆屋的遗愿,及李玮玲在旧屋自由居住的权利。

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回应李显龙对我们和父亲最终遗嘱的攻击,这些攻击得到委员会附和。我们没有指望得到任何特权或差别待遇。是委员会找上我们,不是我们去找委员会。我们依据自己作为李光耀遗嘱执行人的职责回应了委员会的询问。

有些人指责我们反对委员会是因为委员会提出了“不便回答”的问题。这只是个挡箭牌。事实上,我们数次详细回答了委员会的“不便回答”的问题,而委员会却无视我们的回答,继续附和李显龙。

我们反对的不是委员会提出的问题不便回答,而是这些问题极度不恰当。当一个秘密委员会试图“重新审视”或要“超越”一份具法律约束力的遗嘱时,这么做是无视法律和分权。

到了2017年,李显龙通过宣誓声明的方式做出指控,将攻击升级。委员会硬推我们做出宣誓声明并让总检察署涉入,这让我们看清,这是一次秘密审讯,让李显龙绕过法庭对我们父亲遗嘱的判决。他通过委员会暗箱操作的无情攻击,迫使我们将事情公诸于世。

李显龙怎么可以恣意无视他在和解协议下的法律义务?一个由下属组成的委员会怎么可能在一起对涉及总理的纠纷做到客观、公正?对于具法律约束力的遗嘱,一个部长委员会又怎么能是重新审视遗嘱效力的适当场合?

李显龙若要挑战遗嘱,正确管道应该是法院

李显龙将他对李光耀遗产支配的不满交由下属组成的委员会来处理,是不对的。这其中存在很明显的利益冲突,根本不可能被视为是一个公正的讨论平台。如果李显龙希望挑战遗嘱,正确的管道由始至终都应该是法院。

李显龙现在是想掩盖自己严重滥用职权。他想假装这只是一个普通的部长委员会,是一群位高权重的部长们聚在一起,希望“更清楚地了解(李光耀)对房子的看法”。(李光耀的遗嘱和公开声明已经十分明确地表明了他的看法。)

现在有人声称部长委员会的目的是完全单纯的。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委员会那么神秘?关于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谁、他们正在考虑哪些选项,以及他们最后要达成哪些决定,这些很简单的问题,我们已经追问了将近一年了。

但是我们终究没有等来答案。作为房产的持有人以及李光耀的遗产执行人,我们有权知道这些基本的实情。如果委员会的目的像它说的那么单纯,他们就应该及时、公开透明地回答我们的问题。

现在的说法是,委员会的使命范围很广,要针对处理欧思礼路38号故居“探讨不同可能性”,也曾与我们探讨过这些不同的选项。这种说法把委员会的工作和早在委员会成立之前,委员会成员以个人身份与我们就不同选项所进行的沟通混为一谈。委员会与我们的沟通几乎完全专注于李显龙对李光耀遗嘱的质疑。(如果委员会反对我们的描述,我们欢迎双方发布完整的、未经修改的信件往来。)如果委员会是认真在探讨故居去留的选项,我们会非常乐意提供我们的意见。

法庭才是解决这项遗嘱纠纷的正确平台

各方现在已经达成共识,李光耀希望拆除故居的意愿是坚定不移的 - 引用李显龙4月7日的演讲:我们父亲“一直希望拆除”欧思礼路故居。如果政府不遵循他的意愿拆除房子,李光耀当然也有后备方案。他在遗嘱中的第七条第三句话中写道:如果房子被政府勒令不能拆除,他希望只有他的孩子和子孙能随意进出。很明显地,他并没有“接受”政府应该将房子列为古迹的说法。留下如何处理负面情况的指示并不代表你接受或希望这种情况发生。李光耀一直认为房子被列为古迹的可能性是令人难过和遗憾的。

法院一旦确立遗嘱认证书,就说明遗嘱具法律约束力,代表李光耀最终、最全面的意愿。如果李显龙质疑并想挑战我们父亲的遗嘱,他在法院确立遗嘱认证书的过程中有许多机会这么做。我们希望他可以停止攻击遗嘱的有效性。如果政府尊重权力分立,这件事的定案就应该以李光耀的遗嘱为准。法庭才是解决遗嘱纠纷的正确平台。

我们很高兴委员会承认他们无权裁定李光耀遗嘱的有效性。我们也认为没有必要再向现在的委员会提供更多意见。

这项纠纷如何收场要由政府和人民决定

我们不是政治人物,也不希望看到新加坡被卷入一个无止境的公开争论。就眼下情况,在我们父亲的意愿不被攻击或错误解读的前提下,我们会停止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更多证据。到最后,是否要李显龙负责、如何负责,要由新加坡的政府和人民决定。

自2017年6月14日以来,许多新加坡人向我们表示了支持。我们要感谢每一个人对我们父母的爱和尊重,以及所有的祝福。我们也要感谢你们对新加坡的关心。

我们的父亲帮助建立的新加坡是一个永远将诚信与法制和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地方。我们明白许多人对于房子的去留有不同意见,也尊重你们不同的看法。由衷地感谢你们。

李光耀联合遗嘱执行人

李玮玲 李显扬


面对弟妹对他公开指控 李显龙破例不诉诸法律 [ BBC中文网报道与明镜网播放 ]

面对弟妹对他公开指控
李显龙破例不诉诸法律

[ BBC中文网报道与明镜网播放 ]

原标题:新加坡第一家庭纷争:总理李显龙"倾向于不控告"弟妹
作者 / 来源:黃晓恩(Tessa Wong)/ BBC中文网


新加坡总理李顯龍7月3日(周一)在國會作了一場特別的講話,回應指控。

点击以下视频可聆听明镜网电视(TV.Mingjingnews.com)7月4日播放BBC中文网刊出的有关李显龙回应指控的报道——


以下是BBC中文网7月4日刊出其驻新加坡記者黃晓恩(Tessa Wong)所作的报道——

尽管外界有所呼吁,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仍然表示,他不希望将指责他滥权的弟弟李显扬及妹妹李玮玲告上法庭。

新加坡第一家庭的这场纷争已经持续多个星期,李显龙在新加坡国会作出了表态。

李显扬和李玮玲指,哥哥李显龙在有关父亲李光耀留下的一处房屋如何处理的问题上,滥用了自己的影响力。

李显龙多次对有关指责表示否认,最近一次就是在周一(7月3日)的国会讲话上。

李显龙及其父亲、已故开国总理李光耀均曾以经常控告批评者和对手诽谤著称。这一次李显龙亦承认,很多人曾问他,为什么没有循法律途径解决此次纠纷。他表示:“在任何其他可以想象的情况下,我都肯定会起诉,只除了这一次。”

他表示,将弟弟妹妹告上法庭会更加败坏父亲的名声,并给公众带来更大的困扰。

“因此,在法庭上争这个,不可能是我喜欢的选择。”



纷争的重点是这座曾属于已故总理李光耀的宅邸


李氏子弟在争什么?

这场纷争的核心是李光耀生前是否真的希望拆掉他那所被称为欧思礼路38号的房子。

李显扬和李玮玲指责哥哥想要保留房子,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

在国会,李显龙明确否认了有关说法。“关于这所房子,以及它的继续存在会怎样增强我作为总理的魅力,如果我做了你们的总理13年,还需要这样一些神奇的财产来增加我的权威,那我肯定是处在一个很悲哀的境地,”他说。

李显龙还否认涉及他妻子以及其中一个孩子的裙带关系指控,也否认自己曾就房子的处理问题干预政府的决定。

前年逝世的李光耀是新加坡开国总理,他的几个子女则是国会议员。第一家庭在过去一直在公众面前表现团结一致,但李显龙与弟妹的关系在近期公开破裂。

作为医生和报纸专栏作家的李玮玲公开对一年哀悼期表示异议,称由她哥哥李显龙领域的新加坡政府滥用李光耀的身后威名。

这场争端是少有的一次让公众看到新加坡管控严密的第一家庭里所存在的尖锐问题。

在过去三周,李显龙的弟妹李显扬和李玮玲均在脸书(Facebook)上发表了指责李显龙的帖文。

一开始,新加坡人很关注,但现在,这场大戏正在令他们感到疲倦。很多人对事件感到困惑,想知道为什么李显龙和他的弟妹还没有通过法律行动或者其他方式解决问题。

新加坡习惯了公共矛盾事件都快速解决,而如果这件事不能很快完结,李显龙对这场纠纷的处理可能就会引发质疑。

“过去几个星期,我与弟弟妹妹之间的家庭纠纷,展露在公众面前,让许许多多新加坡人感到非常不安,”李显龙在周一国会讲话的中文部分表示,自己是以“沉痛的心情”作出这一声明。

“家庭失和已经很不幸,更不幸的是,李光耀先生一辈子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精神资产,可能一夜之间就被毁了,而这种精神资产是无价的。”

李显龙表示自己以及新加坡人民都希望“大事化小”,但是弟妹的声明“刻意中伤我的人格,败坏政府的声誉,影响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他坚称自己在处理李光耀故居一事中公私分明,在父亲故去后将具体事宜交由张志贤副总理“全权处理”,自己“完全不过问”。

李显龙指,弟妹是对于李光耀在遗嘱中将欧思礼路38号留给李显龙感到不满,并称李玮玲曾拒绝他提出的以象征性的一元转让房子提议。

他表示,对李显扬和李玮玲将家庭纠纷公诸于世的做法“万万没想到”。

如何定位李光耀

关于开国总理故居的纷争,背后是李光耀将要如何被纪念的问题。

李玮玲指,任何个人崇拜式的纪念将会误导新加坡人民,令他们认为李光耀生前为国家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身后留名,并称李显龙的做法是在“建立王朝”,指责李显龙是一个“不名誉的儿子”(dishonorable son)。

BBC记者黄晓恩报导指,李光耀生前严格反对一切形式的个人崇拜,他拒绝树立任何以他为名的雕像或纪念碑,并要求将自己的房子拆掉,以免成为朝圣地。

在1984年的一次访问中,李光耀明确了对于在新加坡树立个人崇拜的反对:“危险是当领袖死了,你面临着难题,要找下一个。”

不过,李光耀在2015年3月逝世时,还是引发了新加坡民众的大规模哀悼,他们排多个小时的长队向开国总理致敬。

在一年的哀悼期中,有过至少100场纪念活动,设立了蜡像供民众献花,还发行了传播李光耀价值观的教材,一些网民甚至称,看到李光耀的脸出现在云上。


Tuesday, 4 July 2017

新国工人党党魁刘程强国会发言, 抨击李氏家庭与政府"公私不分" [演讲视频与华文翻译]

新国工人党党魁刘程强国会发言,
抨击李氏家庭与政府"公私不分"
[演讲视频与华文翻译]

原标题:刘程强:李家事件模糊了公共和私人界限

作者 / 来源:苏德铭  /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插图与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新加坡工人党党魁刘程强在国会发言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闭目聆听刘氏演讲的视频截图

点击以下视频聆听刘氏演讲——


(联合早报网7月3日讯)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今午在国会上发言时指出,李家事件让公共和私人界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令新加坡人和政府分心,也让新加坡的国际声誉受影响。

刘程强也是第一个针对这个事件在国会上发言的反对党议员。他希望围绕事件的争论,可回到私人空间,而不是在公共空间里继续蔓延。他指出,我国目前面对的有更重要问题,例如经济转型与对抗恐怖主义等。

刘程强也说,他相信李显龙总理和弟弟李显扬和妹妹李玮玲医生之间的纠纷,不止于建国总理李光耀故居是否应拆除的问题。

他认为李家事件的纷争应该在法庭上解决,以恢复公共和私人界之间应划清的界限。

以下是刘程强讲稿的中文翻译:

议长女士,今天我们需要在这里辩论建国总理后人的纠纷,这是让国会难过的一天。更让人难过的是,整个事情围绕着李光耀先生的遗嘱,而他的遗嘱中关于欧思礼路38号的部分是众所周知的。我要再次明确声明,工人党对这个令人遗憾事件的立场很简单,那就是工人党关心这个事情怎么影响我们的国家。

过去几周,工人党党员和议员对这场纠纷其他层面的意见与一般新加坡人一样多元。作为一个外人,我相信李家后人的积怨之深,远远超过因遗嘱中关于房子的命运产生的分歧,因为争论各方看来都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把这个私人事件公诸于世。对此,我感受特别强烈。

公私身份不分,各方一再越界

整个事件最大的问题是总理在私人身份与公共身份之间,不断模糊界限,而李家兄妹与政府也一样。我们需要恢复公私之间的界限,把这条红线划得更明显。这起纠纷侵犯到公共领域的部分必须处理,让争端退回私人领域。我们必须这么做,才能更专注于处理更重要的国家议题。

这个事件让政府分心,分散了新加坡人的注意力,也让全世界模糊了焦点,同时破坏了新加坡的声誉。

议长女士,私人与公共身份的清楚区分,是良善治理重要的一环,也是新加坡坚定反腐立场的基石。很不幸,在这个事件上,我认为各方一再越界。起初是李显扬和李玮玲医生,他们不应该以一些家庭纠纷中不确定的证据,公开对总理发出粗暴的指控。这些指控看似算计过,目的是削弱总理的权威,这并不是建设性的政治。这是莽撞的行为,我看不出它哪里符合国家利益。

如果他们有详尽和确实的证据证明总理说谎和滥用职权、让他的妻子影响公务人员的任命,他们现在应该马上公诸于世,而不是不断在媒体上发动攻势。政府也有份参与这场口角战。总理和他们的一些内阁同僚在面簿上回应,甚至针对另一方的动机和人格进行还击,对整个事情没有帮助。政府在面对关于诚信的质疑时,应该树立榜样捍卫自己的尊严。不应该卷入面簿的混战中让全世界看热闹。内阁成员比任何人都应该克制,不对指控者进行人格与动机的攻击。政府应该马上停止这场公开争论。

议长女士,良善治理不可能在社交媒体中完成。总理面对的是他的弟弟妹妹严重的指控,这些指控应该以适当的方式处理。总理曾经说过,碰到这样的事不能各说各话,人民行动党政府过去都会通过法庭解决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如果总理不采取任何行动,这种“各说各话”的一来一往会继续下去。总理之前在发言时表示希望在这次国会中解决这个事件,但是他有多少把握他的弟妹们不会继续发出指控或提出新的指控。他们已经指他企图利用国会掩盖事实和美化自己。

总理应对两名高官涉及李家纠纷的行为表态

另外,看来律政部长是李光耀先生和李家其他成员的好朋友,现在他们感情不如从前,李玮玲医生说他变了。之前他给李光耀先生提供立遗属的意见,如今他是部长级委员会成员之一,负责处理因遗嘱引起的课题,这算不算利益冲突?

现任总检察长黄鲁胜之前是李显龙先生的私人律师,帮他处理他和弟妹之间的个人纠纷,现在他针对李光耀遗嘱的事宜向政府和内阁提供建议,这又算不算利益冲突?在任命他为总检察长时,是不是考虑到这点?请总理说明律政部长和总检察长的角色,并向国会澄清这里面有没有利益冲突。如果有,他们怎么向公众交代,他们目前还适任吗?

李家事件已经转移了政府和人民的注意力

议长女士,在李家事件上,我和许多新加坡人一样被弄糊涂了。这不是韩剧,它是一个严肃的事,这影响整个国家的信誉。

这场私人纠纷发生的时间也很不利。这个时候国家面对严峻的考验,在一个变化莫测的区域政治环境中,新加坡这个小国需要在一个自我中心的美国和一个更强势的中国之间,巧妙和谨慎地巡航前进。东南亚的本土自我激进化情况日益严重,我们也需要加大力度防恐。我们刚刚开始进行重要的经济和劳动力重组以确保企业和员工把握破坏性科技创造的新机遇,保持我们的竞争力。我们也还在处理一些基础建设和社会建设的长久问题,特别是最近不断发生的地铁故障。

虽然总理说这个事件不影响政府运作,但我认为这严重分散了政府处理更严峻考验的注意力,因为内阁成员们虽不是李家成员,但我看他们都无端卷入这场纠纷中。他们应该专心让新加坡人共同面对挑战而不是参与一场纷争。

解决这起争端最恰当的地方是法庭

我希望总理和他的内阁成员尽一切努力快速解决这件事。我有几个建议让政府考虑。这场在面簿上演的李家纠纷已经影响了新加坡人对政府的信任,也降低了政府的高信誉,犹如一出丑陋的马戏团演出。交给法庭处理可以确保各方提呈证据,保持尊严。

第二,正如张志贤副总理所说,政府在法律下有权处理欧思礼路38号。政府依法做出一些选择,经过研究与审核再做决定,就像决定其他重要的古迹遗产保存工作一样。我相信事情会演变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拖延的结果。

既然政府明确有权根据国家利益做决定,为什么还要成立部长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的工作还有哪些?还需要多少时间做决定?

请马上让事情停止吧。议长女士,我认为解决个人争端最恰当的地方是法庭。那些对总理或内阁部长的做出较轻指控的人都被控上法庭,这次没有理由因为指控来自李家而有不同,何况这些指控更严重。

这起纠纷动摇了国际上对新加坡的信心

新加坡的国际声誉已经受到影响,一些原本对我们赞誉有加的国家开始嘲笑我们,国际媒体也唱衰新加坡。新加坡向来以政治和社会稳定著称,李家纠纷动摇了国际上对新加坡的信心。国家声誉受损,总理信誉遭质疑,政府威望也遭受打击。

我呼吁总理和内阁尽快终止这起纠纷,到法庭上解决,并恢复私人与公共之间的明显界限。

Thursday, 29 June 2017

向全世界解释"中国模式", 经济学家要向马云学习!

向全世界解释"中国模式",
经济学家要向马云学习!
——中国学者陈平点评马云与查理•罗斯的对话

作者 / 来源:陈平(中国学者)/《观察者网》

马云与查理•罗斯对话

6月21日,马云在美国底特律举行的“连接世界”美国中小企业论坛上,发表了以“中国的贸易机会”为主题的公开演讲,并在演讲后与美国著名访谈节目主持人查理•罗斯进行了公开对话。

这段演讲和对话(点击此链接看对话视频与全文翻译)不仅在底特律汽车城火了,在国内商界以及社交媒体上也不断传播和发酵,柳传志点赞马云给中国人长脸。刚在美国华府出席《中美经济学家强强对话》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教授,看到6月21日美国公共电视台(PBS)节目对马云的采访,连连叫好。他说:“马云讲得太精彩了,比中国经济学家还讲的清楚,究竟什么是中国崛起的商业模式,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究竟有什么不同”。

“马云的讲话不仅颠覆了西方经济学和西方管理学,颠覆西方经济学家所鼓吹的资本第一、金钱至上,也颠覆了帝国垄断的商业模式。如何向全世界解释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我们经济学家要向马云学习。”

顾客第一,不是股东第一

从那段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和访谈中,普通公众往往关注马云作为一个励志Boy 如何一步步成长为巨富的故事。但在陈平眼里,他看到了中美不一样的商业模式。为什么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竞争不过中国公司?西方媒体抱怨在中国遇到不公平竞争,马云却指出中国与西方不同的商业模式,导致市场份额竞争出现不同的结果。

美国商业教科书和实践都在宣扬股东第一、消费者第二。中国商界也纷纷效法美国,才会在商界的股权大战中,高呼资本第一、股东第一。然而,马云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宣示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是“顾客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他批评美国在中国的公司浪费许多精力讨好老板,而非讨好顾客,才会在中国市场居于下风。

在与查理•罗斯的对话中,马云回忆起当年在美上市时,就有投资者批评说,马云违背了美国的商业伦理:

“Jack,如果我要早知道你将股东排在消费者和员工后面,我才不会买阿里巴巴的股票。”马云也不客气,“那你就把它卖了吧”。马云面对资本说话,如此有底气,因为他相信,“这个世界上钱是很多的,哪里的钱都可以用来募资,但我们只需要那些相信我们使命和前景的人的钱。我相信,一旦顾客开心了,员工开心了,股东一定会开心;但股东开心,员工不一定开心,顾客也不一定开心。 ”

美国投资者要理解马云的商业模式,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阿里巴巴上市第二年,2015年股票跌破发行价,尽管在当年双11创下历史销售记录,然后资本市场并不领情继续跌跌不休。

如今,在美国上市的阿里巴巴经受住了资本市场的磨砺,一直高速增长的业绩不怕股市的波动。今年以来,股价大幅飙升,阿里市值已经达到3500亿美元,成为亚洲第一股。如今又进军美国的公共电视台,直面美国大众,解读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


马云在纽交所为阿里巴巴上市敲钟

亚马逊是帝国,阿里是生态经济

主持人有点质疑阿里模式的优越性,一定要马云比较阿里巴巴和亚马逊的商业模式。马云具体分析了中国企业合作共赢的商业模式,中国企业的高瞻远瞩,让陈平教授击掌叫好。

马云说:亚马逊是一家伟大的公司。但他们是电子商务公司,我们是电子商务平台,我们帮助别人成为电子商务公司。我们用物流公司给小企业助力,通过快递,商品可以实现非常高效的运输;我们用支付宝使得这些小企业能够非常快捷地收到货款,这些都是我们所做的。

陈平解释,亚马逊的商业模式,其实质是一个帝国。帝国的模式就是控制市场、控制资源、控制整个产业链,从而控制定价权,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消灭竞争者,获得垄断利润。但是,阿里巴巴的平台是一个生态,并不需要控制其他企业,而是扶持中小企业一起成长,这是生态模式和帝国模式的基本差别。 

陈平说,“以前我们理解中国模式,主要指混合经济,就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和跨国企业,共存共生。今天我们发现,中国企业的商业模式也和美国不一样。中国企业的做大,不仅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富民。不是寻求排他性的垄断利润,而是龙头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共同发展。中国才没有出现几家独大,而民生萧条的局面。”

通过中美商业模式的比较,“我们经济学家才从实践中发现,什么叫做生态经济、绿色经济,什么叫做帝国经济。不仅是技术要环保绿色,而且经营理念也是共享共生。中国的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分享经济,在二十一世纪的竞争中必将取代西方模式的帝国经济。” 

关注未来,而非关注竞争对手

主持人追问谁是阿里巴巴的竞争者,这是美国商业电视最常见的问题。马云的答复却出乎所有人的意外。马云认为,发展过程最重要的是关注自己企业的使命和远景,而不是关注身边的竞争对手。创业时最要注意的是保持目标专注,不为眼前的竞争对手干扰而忽视自己的长期战略。

“作为一个企业家,不要认为隔壁的汤姆是你的竞争对手。如果你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周围的竞争者身上,你的格局就太小了。”

“我们只是刚刚完成最初的100米,很难说你旁边的人就是真正的竞争对手,再向前跑3000米,你才能发现到底谁是你真正的竞争对手。我们今天发展得不错,可如果我们失去了希望、失去了愿景、失去了公司文化,我们就什么也不是。”

“要关注你的客户,要让你的客户满意。有很多美国公司去中国投资,其中一些失败了,失败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太注意讨好老板,却没有注意讨好客户。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制定竞争策略,却忽视了长期目标。” 

主持人好奇的是,阿里在互联网的高速路上奔跑了18年,为什么还要转向,比如现在阿里看上了好莱坞的娱乐产业。

马云想的是中国人实现小康以后,什么是下一个发展目标。他认为“10到20年之后,无论一个人多有钱、多成功,快乐(happiness) 和健康(healthy)将是人们普遍追求的的事情“,他称之为“双H战略”。

毛泽东曾说,风物长宜放眼量,马云心有灵犀一点通。“真正重大的事情是看远景,而不是看竞争者。不是看眼下哪里赚钱多,而是看未来社会需要什么。什么问题是未来十年二十年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就去做。这样的远见没有社会使命的西方企业家很难想到。”陈平评价道。

马云当年做支付宝,如今做菜鸟物流,都是用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哪里有抱怨,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有商机。当年红军打仗,枪声就是命令。如今发展经济,问题就是机遇。马云的布局充满了人民战争的智慧。 

承担公共职能,企业家和政府心连心

马云在阿里巴巴2017投资者日大会上,畅谈未来愿景,发展的目标不是企业五百强,而是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体。现在阿里巴巴的总销售额相当于世界第22大经济体,按GDP算仅次于阿根廷。到了2036年,如果阿里能服务20亿消费者,创造1亿个就业机会,那么阿里将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中国、欧洲、日本。

此次在底特律与查理•罗斯的对话,再次提到,阿里并不是一个公司,而是一个经济体。 

自打去年提出eWTP(全称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电子世界贸易平台)以来,小个子马云特别拼,去年一年飞了800多个小时,去48个国家和地区见首脑政要,今年飞了1000多小时。他试图让更多人参与到eWTP项目中来,让更多的年轻人、女性和中小企业加入。

在全球经济低迷,保护主义开始盛行的背景之下,阿里巴巴搭建的平台,给全世界的中小企业带来了希望。中国的包容式发展和美国的排他性竞争,是中国主导的全球化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最大的差异。 

就在美国有人鼓吹和中国打贸易战的时候,马云却在会见特朗普总统时提出要为美国创造100万个工作岗位,这一招超出任何西方经济学家的就业方案。

陈平认为,马云的创新平台开创了民营企业提供公共平台的先例,正如清华大学资深访问教授、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助理副行长文一所说的,以前只有政府能为市场创造公共平台,为商业公司服务。如今阿里这样的平台,在政府的支持下健康发展,这又是中国的制度创新。不是只靠保护私有产权,而是提供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解决机器人时代的就业问题。 

马云出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青年创业和小企业特别顾问

留住人才不靠钱,靠信任;治理企业不靠法制、靠文化

困扰西方和中国企业的一个难题,是如何留住优秀人才。我们习惯了高薪挖角的竞争,骨干跳槽和团队分裂使不少优秀企业半途而废。

那么马云靠什么留住人才呢。陈平认为,马云的回答不像是西方人常见的资本家,而是中国人熟悉的革命家。马云的观念和实践,颠覆了西方的公司治理理论和商业文化。

马云说,他自己不懂技术,不懂软件。但是能团结人,靠的是信任,不是靠钱。你给我一百万,或者给我你的信任,我只要你的信任。公司治理,不靠制度和规制,靠文化。这是为什么阿里高速成长,却没有西方企业常见的内斗、分裂、跳槽的现象。

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不是只靠钱能买来的。中国历来强调以德治国。西学东渐之后,大家又过分强调以法治国。但是,西方以利己主义为中心的法制产生是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中国人在实践中重新认识道德和文化的软实力。 

马云的商业智慧,被陈平教授拔了又一个高度,他说,“马云的成功案例,重新振兴了中国道路的信心。”

实践出真知 经济学家要向马云学习

陈平教授从马云的讲话还想到了主流经济学的弊病。他说,马云的企业观念颠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颠覆了西方经济学产权的资本决定论、竞争的垄断排他模式。管理的科层体制,在实践上和思想上都颠覆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观念和商业模式。

他提议说,马云提出的几条治理阿里的经验,值得经济学家学习研究——

第一,企业目标不强调竞争者,强调长远目标。
第二,企业组织不强调领导的权威,强调团队精神。
第三,吸引人才不靠激励机制,靠信任凝聚共识。
第四,公司治理不靠法治规则,而是靠企业文化。
第五,商业模式是分利共享而不是垄断排他,吸引中小企业加入,一起做大做强。阿里的商业模式很像共产党的革命组织,只不过把群众运动变成商业模式。

在陈平眼里,毛泽东思想最早在华为的体现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营销模式。如今马云的商业模式更接近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商业战略和革命战略有共通之处。马云的讲演让西方和中国的经济学家耳目一新。

“实践出理论,我们经济学家要放下架子,向马云学习。马云考不进哈佛,北大和复旦应当请马云来讲学,才能创建与时俱进的中国经济学。”陈平教授说。


马云对话查理·罗斯视频:错过了中国, 就错过了未来〔访谈视频与全文翻译(华文)〕

马云对话查理·罗斯视频:
错过了中国, 就错过了未来

〔中文字幕访谈视频与全文翻译〕

编译/来源:杜津、吴娅坤 马力/《观察者网》



点击下方视频的播放按键()观看马云与查理·罗斯的对话↓↓

6月21日,马云在美国底特律举行的“连接世界”美国中小企业论坛上,发表了以“中国的贸易机会”为主题的公开演讲,并在演讲后与美国著名访谈节目主持人查理·罗斯进行了公开对话。 查理·罗斯与马云的对话约40分钟,《观察者网》特别独家全文翻译,以飨读者。




以下为马云对话查理·罗杰斯全文翻译:

查理·罗斯:是什么让你来到底特律?

马云:是这里的小企业主们。我期盼这一天已经很久了,自打我开始创业,试着向外面销售产品和我的想法,尤其是我有很多做进出口贸易的朋友,他们做的都是小买卖。十年前,他们的产品没有地方去,他们没有VISA也没有钱,这也没有那也没有。我说,我希望有一天,阿里巴巴能做成一个平台,让所有的小企业主们都可以容易地、高效地、便宜地跨越国境卖出他们的产品。所以,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开始做这件事了。

查理·罗斯:所以你希望这些小企业主们能因这场演讲对巨大的中国市场产生一些想法,有人想要购买那些他们试图出售的商品?

马云:可以这样说,在过去的三十年时间里,美国本土的商品消费一直是全球经济的驱动引擎。从前,我给别人这样说过很多次,你如果错过了向全世界、向美国、向欧洲出售商品,那么你是错失了机会;如今,我想对大家说,如果你错过了向中国出售商品,那么你真的是错失了机会,错失了未来。

查理·罗斯:明年,中国的市场规模将会超越其他所有市场的总和,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很有意思的是,你告诉大家,这一点,你可以做到?  

马云:当我从1995年开始创业的时候,当时很艰难,我邀请了我的24个朋友;那一年,我来到了西雅图,在西雅图,我见到了互联网,当即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会在未来改变世界。  

查理·罗斯:你第一次见到互联网是什么情景,感受如何?  

马云:当时我是去到我一个朋友的办公室,那里有大概四五台电脑,在那之前,我从来都没接触过电脑,因为对当时的我来说,电脑实在是太昂贵了,也太复杂了。我朋友说,“这就是电脑,来随便输入点什么,任何你想输入的单词都可以,我说“不不不,这太昂贵了,我不知道我要输入什么”,甚至现在,我都不知道电脑是怎么工作的,他说,“Jack,这不是炸弹,随便输入点什么吧”。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次就输入了“beer”这个单词。输进去后,我看到了美国啤酒、德国啤酒、日本啤酒,但我没看到“中国”,于是我又输入“China”,但没有看到任何与“China”有关的信息。当时我就想,“嗯,要是我能让互联网上有点与中国相关的信息会怎样?”我想让大家了解中国,这就是我的第一个想法。  

于是,我回国后就想注册一家互联网公司,并邀请了我的24个朋友到我家,这是在我与互联网接触了两个小时之后产生的想法。但是,24个人中有23个人都告诉我说,“忘了这事吧,这不可能的,因为这世界上就没有互联网这个东西,你对电脑一无所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有一个人告诉我,“Jack,你要想做,就去做吧,如果发现自己错了,那就回来”。  

就这样,我在想了一夜之后,觉得自己还是想做这件事,因为绝大多数人他们在夜里都会产生很多好的想法,但天一亮,他们又去做和昨天一样的事情了。我们要做点不一样的事。  

自那开始,我找亲戚朋友总共借来了2000美元,准备创业。我把当时的自己称为“骑在盲老虎背上的盲人”,那些专业骑马的人全部都跌倒了,但我活下来了。  

1999年秋天,18个年轻人凑了50万元在杭州谋划创业,这个演讲的年轻人就是马云。

查理·罗斯:这是阿里巴巴的起点?

马云:这是中国黄页的起点,创立阿里巴巴是在1999年。从1995年到1999年的这段时间,我创业的项目中没有一个是成功的。但在1995年我就有这样一个想法:如果中国加入了WTO,许许多多的中国商品可以跨境出售,我想建立一个网站,让中国商品可以出口到世界各地,让外国的小企业将商品出售到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于是1999年,我和我的合伙人们一道创办了阿里巴巴。

查理·罗斯:你之前说,在你心中有这样一个排位顺序:消费者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当你从你的亲戚朋友那儿借来2000美元的时候,你有告诉过他们你会把他们排第三吗?

马云:当年我筹集这2000美元是从我所有能借的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当我IPO的时候,阿里巴巴在纽交所一上市就募集了200亿美元,当时我就告诉投资人说,我会将消费者排在第一位,将员工排在第二位,将股东排在第三位。有人告诉我,这违背了美国的商业伦理。甚至还有投资者对我说,“Jack,如果我要早知道你将股东排在消费者和员工后面,我才不会买阿里巴巴的股票。”我说,“那你就把它卖了吧”。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钱是很多的,哪里的钱都可以用来募资,但我们只需要那些相信我们使命和前景的人的钱。我相信,一旦消费者开心了,员工开心了,股东一定会开心;但股东开心,员工不一定开心,消费者也不一定开心。

查理·罗斯:信任和文化有多重要?

信任是最重要的事情,正如我们刚刚所讨论的。阿里巴巴创立的时候,18个合伙人在我家,我们没有钱,我告诉大家,把你们的积蓄全部拿出来放在桌子上,留下够10个月吃住的钱,不要去向你的父母朋友借钱,因为我不想你的父母朋友因为阿里巴巴而破产。就这样,我们18个人总共凑了15000美元,在我家创办了阿里巴巴。

如果有一个这样对我说:给你100万的投资或者信任,你会选哪个?我一定会选那个给我信任的人,因为信任让我们团结起来。这18个合伙人信任我,那我一定会对他们非常忠诚,也会对我们的共同使命非常忠诚。

我知道很多刚刚创业的企业家们会说,“我不想员工是为了我工作,我想让他们问了我们共同的使命所工作。”因为很多人就像我一样,可能远看英俊潇洒,近看十分丑陋,大家都不想看到这样的情况。所以你们不必离太近,远点反而好,你远看Jack还挺成功的,但凑近一看,他总生气,也总不高兴。

人们信任你,这是最宝贵的事情。后来我们得到了很多投资人的投资,他们之所以给我们投钱,就是看中了我信任我的团队,我的团队信任我。这是信任。

另一个是文化。如果你想让聪明的人为你工作,聪明人是靠文化管理的,而不是靠规章制度管理的。我的公司在文化建设上花费了很多时间,文化背后是信任,这是我所坚信的。

查理·罗斯:与1995年你在西雅图的时候到1999年这段时间相比,现在的中国变了,在你看来,自1999年你创办阿里巴巴以来到现在的2017年,变化时如何发生的?

马云:当1995年带着想法回到中国的时候,中国还没接通互联网。我向我的朋友们介绍互联网是什么,朋友们都说,“这事不行的,这东西就不存在”,甚至有人认为马云是个骗子,借着向大家吹嘘互联网想骗钱。当我去工商登记部门想要注册公司的时候,我说我想注册一家名叫“杭州希望互联网公司”的企业,工作人员看了看我说,这是一本中英词典,告诉我互联网这个词在哪儿、你为什么想注册一家名叫互联网的公司。所以当时我没法注册一家带有“互联网”这个词的公司。

在1995年8月底,中国接入世界互联网,我是中国第七个上网的人。为了证明我不是骗子,我请了一位电视工作者朋友,拿着摄像机在我家拍摄了一天,以证明我是如何通过拨号连接到网络连接到上海,再从上海连接到美国,最终连上世界互联网。我们共花了3个半小时,下载了第一个网络页面,我费了好大劲才安抚好了一直在我旁边的记者朋友,让他一直守在那儿,来证明我真的不是骗子。

1998年马云和他的创业伙伴在长城合影。

查理·罗斯:阿里巴巴现在有多大?

马云:从1999年的18名创办者,到如今我们大概有6万人,从销售额来看,我们去年的商品交易总额(GMV)超过了5500亿美元,这只是一个开始,三年之后,我们的GMV将达到1万亿美元。

查理·罗斯:三年后?到2020年?

马云:是的,三年之后的2020年是阿里巴巴成立的第20个年头。这件事不是18天、20天可以完成的。

2003年的时候,我们上线了淘宝,当时很有意思,淘宝刚开始一共有7个员工,我给这7个人说,“大家回家各找4样东西,然后上传到网站上,看看谁会来买,我们能卖掉什么东西”。结果我们几个人从家里都找不齐可以拿来卖的4样东西,因为我们实在是太穷了。最后,我们总共凑了21件商品,上传到网站上,我们等了三天,没人来买。

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开始互相购买,你买我的我买你的。这一周,所有的交易都是我们内部的你卖给我我卖给你。又过了一个星期,终于有人来淘宝上面尝试着卖东西了,那是一个星期六,我们大家一股脑全冲上去去买他的东西。

就这样,我们从线上购买的垃圾填满了一整个房间,为的只是让这个人确信,“哇,用这样的方式真的是可以卖出东西的。”后来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来淘宝上卖东西,我们提供越来越好的服务欢迎他们来。就这样,从零开始到现在的5500亿美元。

查理·罗斯:阿里巴巴目前市值多少?

马云:大概3500亿美元吧。

查理·罗斯:在网上购物的人,远离实体交易市场,都很担心假货问题,怕自己买到的东西不是真的,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怎么来确保(商品的真实性)?

马云:作为进入新领域的先驱,我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总是很担心,事实上,周围人对你的担心更甚。我刚成立阿里巴巴的时候,我父母担心,我妻子担心,我朋友担心,我老师担心,我学生担心,所有人都担心。他们担心很多很多事情,但我唯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我不能让信任我的人失望。当我创立阿里巴巴的时候,很多事情大家都很担心,“你们不付钱,你们没有信誉,人们不相信你们的谎言,人们只相信自己亲眼所见,政府不支持你们,没人支持电子商务,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怎么做这件事?”

我说,如果一切都准备妥当,那就不能被称作新领域先驱了,也就不需要你了。正因为一切都没有准备好,所以需要先驱来开拓。再说假货的事情,当然,在一开始的时候假货有很多,但是你需要修理它。过去的15年里,我们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多心力,你要确保,消费者会觉得安全,开心,商家会觉得开心。信誉是最好的东西。

有人抱怨,我的东西被剽窃,我们真的做了很多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我们大约有10万个品牌合作商,我敢说,现在的我们是在这个领域打击假货的领军者。因为我们意识到,会有三样东西像癌症一样,至我们的网站于死地:假货、知识产权、欺骗。

创业需要担心很多东西,我们也担心商家没有办法收到钱,你卖东西,如果你没有办法让商家收到钱,那你也是在欺诈。所以,我们用支付宝,用很多方法来确保买卖双方可以简便地收付款,为双方提供好的服务。

查理·罗斯:当你创立阿里巴巴的时候,你说了这样三点,我想把它与亚马逊比较一下。你说,阿里巴巴将是轻资产的、做平台不做零售商、要在世界舞台上大显身手,你是怎样为阿里巴巴确立这样的发展方向的,让它成为一家交易公司?。

马云:亚马逊是一家伟大的公司,他们无论是在美国还时全世界范围内,业务都做得很出色,但他们是电子商务公司,而我们不是,我们是帮助别人成为电子商务公司。我相信,任何一家公司都能成为亚马逊,而我们是在市场的作用是为小企业提供动力,使他们的商品能够到达消费者手上。我们用物流公司给小企业助力,通过快递,商品可以实现非常高效的运输;我们用支付宝使得这些小企业能够非常快捷地收到货款,这些都是我们所做的。

过去的一年,我们创造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但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源于小企业。对于我们创造的这些经济效益,我们想要提供更为丰富的贸易服务。所以,走向全球非常的重要,我们不仅要帮助中国的企业,还要帮助全球的企业。如今,阿里巴巴来到了美国,我们的CEO今天去了欧洲,但我们想要全球化的不是阿里巴巴,而是电子商务。我们想要为电子商务提供充足的基础设施,例如支付工具、交易平台、物流服务,使得每家公司都可以与亚马逊、微软、IBM竞争。

查理·罗斯:这些年来,阿里巴巴公司涉及了很多领域,远远超出了你们的基础业务,也就是商业交易。你认为未来10年里,阿里巴巴公司会选择什么发展方向?

马云:我们的业务范围横跨市场、支付、物流和云计算,我们做这些业务并非因为可以从中赚钱。我们创立一个市场平台,可是若没有支付系统,客户就无法完成交易;即使我们有了市场,完成了支付,可若没有物流体系,客户还是无法收到他们购买的产品。当我们有了很多笔交易时,如果没有云计算技术,客户的交易成本就太高了。所以你就能理解,我们同时涉及这些业务,并非因为可以从中赚钱。如果我们不做,客户就无法顺利完成交易。我们的愿景是帮助客户更容易地完成交易,我们的公司是以使命和愿景为导向的。

我为什要去好莱坞看娱乐产业的情况?因为我认为,10到20年之后,无论一个人多有钱、多成功,健康(healthy)和幸福(happy)将成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我称之为“双H战略”。10年以后,我们将在所有业务上感到非常自信。我们的电子交易、金融、物流系统、云计算等所有业务都会继续保持增长。我们有充足的资金,那时我们会关心,人们做交易时,是否是一笔开心的交易?是否是一笔健康的交易?所以,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只是一家公司(company),其实我们更是一个经济体(economy)。

查理·罗斯:阿里巴巴将是一个经济体?就像阿根廷一样的经济体?

马云:是的。我们去年的商品交易总额(GMV)高达5500亿美元,几乎与阿根廷处于同一水平,这个数字在全球GDP排名中能排到第21、22名左右。3年后,我们能跨过1万亿美元大关。我希望,20年后,到2036年,阿里巴巴将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排在美国、中国、欧盟和日本后面。届时全世界任何一个小商户,都能通过我们的平台销售产品。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位消费者,都可以通过手机或其他终端在我们的平台上购买产品。他们在线下单后,无论什么产品,72小时内都将到达他们手中。这就是我们的愿景。阿里巴巴并不拥有这个经济体,我们希望与所有各方来共同建设这个经济体。

查理·罗斯:你就从未想过,也许你的公司应该拥有一些资产,一些实物资产,在目前业务之外同时生产一些东西?

马云:是否拥有实物资产,这要看客户的需求。如果客户说,“马云,你应该建设一些仓库”,那我们就会建那些仓库。如果我们的客户或合作伙伴无法做某件事情,而业务又对此提出需求,那我们就会去做。我们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拥有资产,不是为了钱,而是因为有需要。

查理·罗斯:阿里巴巴的竞争对手是否主要是中国公司?腾讯?还是别的公司?

马云:不是。

查理·罗斯:你觉得哪家公司是你的竞争对手?

马云:我不知道。我们可能在这个领域与腾讯竞争,在另一个领域与亚马逊竞争。现在说这个问题还太早。未来30年里,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会改变世界。我经常对公司里的人讲,当时我们还在一栋公寓里创业,我对他们说,10年后,我们会成为全世界十大网站之一。一位跟我一起创业的人看着我,“第十名有什么意思?”我告诉他们,互联网就像一场万米长跑,我们只是刚刚完成最初的100米,很难说你旁边的人就是真正的竞争对手,再向前跑3000米,你才能发现到底谁是你真正的竞争对手。我们今天发展得不错,可如果我们失去了希望、失去了愿景、失去了公司文化,我们就什么也不是。有很多公司曾经都发展得不错。Netscape公司曾经多么成功,可谁会想到它就这么消失了。Yahoo公司当年多棒啊,谁会想到会变成今天的样子?所以不要以为你的公司会永远处于好的状态,要时刻谨慎小心。

查理·罗斯:是啊,英特尔公司前CEO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也说,“只有谨慎小心的人才能幸存”。

马云:我认为,作为一个企业家,不要认为隔壁的汤姆是你的竞争对手。如果你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附近的竞争者身上,你的格局就太小了。要关注你的客户,要让你的客户满意。有很多美国公司去中国投资,其中一些失败了,失败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太关注自己的老板是否满意,却没有注意中国客户是否满意。他们花了很多时间用于制定竞争策略,却忽视了长期战略。所以,作为一个企业家,最重要的就是客户,还有就是你的员工。

查理·罗斯:你在公司里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你已经把CEO的担子交给迈克尔·埃文斯(Michael Evans)。但你仍然是阿里巴巴的标志性人物,你全世界到处旅行,讲述阿里巴巴的故事。你是阿里巴巴的前瞻者,你思考这家公司将向何处去。你如何定义自己的角色呢?

马云:我要做三件事情。当我从CEO岗位退下来的时候,我作为董事局主席对继任CEO和团队里其他人说,其实到现在我还在学习如何做一个好的董事局主席。当公司规模越来越大,我本来以为,做为董事局主席会有更多时间在沙滩上打高尔夫球。可实际上,我的天啊,去年我在天上飞了870个小时,今年我可能在空中度过1000个小时。

我有三项工作。第一,我要确保公司以使命和愿景为导向。我要让整个公司都有这样一个愿景,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经济体,在这个经济体里面,每一个小商户、年轻人、女性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毫无难度地做生意。我向公司里的每一个人都描绘这个愿景。

我还记得David WANG,那还是很久以前,我来美国见到他。这位WANG先生在一家世界500强公司工作。他说,“马云真是个疯子,他的公司没有商业模式,没有钱,竟然还在谈论使命和愿景”。我对他说:“David,我请你去我的公司走走,去中国,在我公司呆三天。”他去了,他临走时说:“马云,我本来以为你是个疯子,可现在我发现你公司里还有100个疯子,他们的想法都跟你一样。”我和这100个疯子一起工作,我们不觉得自己疯了,我们认为是外面的这个世界疯了。

阿里巴巴创立的头三年,我们根本没有收入,没有商业模式,我跟团队说,忘了收入吧。要想打造一个长寿的公司,唯一要考虑的就是客户。在公司成立之初的一两年里,我们最大的收入就是客户发来的感谢邮件。当客户发来邮件说:“你们公司太棒了”,我会非常高兴。当时我去餐厅吃饭,甚至有客户为我买单。还有的客户写来信件说:“马云,谢谢你!我知道你没有赚很多钱,但我通过你们网站的确发了财”,我就喜欢听这种话。甚至现在还有客户给我买东西,当然,这不是商业贿赂。我曾在一家酒店里碰到一个年轻男人,他为我开门,他说:“马云,多谢你!我妻子在你的网站赚的钱比我的收入都多”。这是最好的结果,我要公司一直保持这样的企业文化。

第二是人。第三就是为阿里巴巴营造一个好的经营环境。

查理·罗斯:看起来马云没什么可忧虑的。

马云:我当然有很多事情要担忧。

查理·罗斯:到底忧虑什么?

马云:虽然我们公司有宏大的愿景,但也许三四年后,这家公司就会消失。

查理·罗斯:你的意思是公司可能因为今天没有想到的因素遭遇困境?

马云:是的。世界变化很快,我为很多事情忧虑。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能会让很多工作岗位消失。如果我们发展得不够快,如果我们的创新不够快,如果我们不为小商户提供简单便捷的技术应用,大多数小商户未来10年就会消亡。如果小商户消亡了,阿里巴巴也就不复存在了。

查理·罗斯:小商户要想幸存下来,他们都需要什么呢?

马云:未来10到20年,无论在哪里,小商户如果不通过互联网把业务全球化,他们就根本没有商业机会。比如说地方性的商业,这种商业活动未来将竞争非常激烈。因此你可以设想如何将产品卖到国外。你的产品,比如说巧克力,你的同乡都很了解你的巧克力,但中国人不知道,但他们对这个产品很有需求。所以要思考,怎样能把你做的巧克力卖到中国去。

查理·罗斯:你在演讲中曾提到,要提防几十年后人工智能、机器人提出的挑战。你还提到过退休。马云,你现在50多岁,你就想到退休了吗?好像你40几岁就开始为退休做准备了。

马云:我离开大学里那份工作的时候,已经30岁了。当时校长对我说:“马云,若有一天,你想回来,我随时欢迎你回来”。我回答他说:“校长,我10年以内恐怕回不来”。当时我想,我40岁的时候,我会回到大学去教书。可当我40岁的时候,情况非常难,非常难,公司陷入很大的困境,我根本离不开。我觉得45岁的时候应该可以退休了,可当我45岁的时候,我还是停不下来。

人们对我说:“马云,你是下一个比尔·盖茨”。我说:“我跟比尔·盖茨比不了,不过我可以跟他比比看谁能更早退休,我还可以跟他比一下,看谁可以带动更多的生意”。

2012年,我从CEO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我有自己的目标,未来有一天我也会从董事局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我会为那一天做准备。我不想死在办公室里,我要死在海边的沙滩上。

查理·罗斯:你现在能在沙滩上花多长时间?

马云:我现在没有时间去沙滩,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要去沙滩上走走。要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没人给我们机会;而现在我们的公司长大了,我们要给年轻人机会,他们会比我们做出更好的工作,这就是我的想法。这个世界失去了你一个人,照样可以很繁荣。当你死掉的时候,人们会为你哭上三天,也许还不到三天,然后没人会记得你。所以要为团队设计一个好的制度,然后给他们机会。

查理·罗斯:今晚你给我这样一个印象,其实自我认识你开始就是如此,似乎你人格的一部分是一位老师。今晚你在讲一堂课,告诉大家你的经历,告诉大家可以从你的经历中学到什么。你与大家分享经历的动机在于教育别人。

马云:是的,我曾受到师范专业训练。我对技术知之不多,我不了解计算机的原理,我到现在都不清楚软件是如何工作的,我也不会会计和市场营销知识,那些方面我都了解不多。但我从教师经历中学到的是,一个教师永远希望自己的学生比自己更成功、更优秀。这也是我对如何做一个优秀CEO的理解。

当我招聘员工的时候,我倾向于招聘那些比我聪明的人。现在我也对同事们说,当你招一个人的时候,有一条判断标准,要招那种一眼看上去像你的老板的人,那个人看起来5年以后会成为你的老板,要招聘这样的员工。不要招那种整天跟在你屁股后面的员工。当你做老师的时候,你会希望这个学生将来成为银行家,那个学生成为科学家,那一位可以当上市长。

你绝不会希望这个学生破产,那个学生进监狱……这就是我从教师经历中得到的益处。当我做了CEO 之后,我称自己是首席教育官(Chief Education Officer)。我很喜欢讲话,很喜欢分享。作为一个老师,我也许不知道很多东西,我只是学习知识,然后与学生们分享。

人们也许不太喜欢我讲话的方式,我的工作也不是让人们喜欢我,我的工作是要启发人们思考,“这就是我们曾经做事业的方法,如果你觉得对自己有帮助,那就照着做;如果你觉得没什么用,忘了就好。”

我很喜欢跟企业家们在一起。看到你们,让我想起过去18年里我曾经历的种种艰辛。我要给你们一条建议:做企业在今天是非常难的,明天会更加艰难,不过后天会非常美好。大多数人都会在明天晚上阵亡。你们必须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依赖自己的团队。这就是我工作的方式,我很喜欢做老师。

查理·罗斯:我本来还想问一下你有何赠言,不过不用问了,我想你刚才已经很好地总结了赠言的要点。很高兴你能接受我的采访,马云,谢谢你!

马云:谢谢!

(翻译/观察者网 吴娅坤 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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